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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

17 hou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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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消灭战争直达地极,他断弓毁矛,烧甲焚盔。
“你们要停手!应承认我是天主,是万民的至尊,是大地的上主。”
——《圣咏集》46:10~11
马克·夏加尔(又称夏卡尔)《战争》(The War by Marc Chagall,1943)
马克·夏加尔(又称夏卡尔)《战争》(The War by Marc Chagall,1943)


苹果树


1939年9月,战争先于秋天降临了波兰的莱什诺小镇。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凯勒神父正在把最后一件黑色长袍叠好放进皮箱。


这天弥撒结束后下起了雨,窗边的大丽花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浇得有些狼狈,雨水沿着圣若瑟教堂高高的红砖墙往下流,把院子里的石板路洗得发黑。弗里德里希神父的神情一时间有些茫然,收音机还在继续播报着波兰的情况,他望着皮箱旁放着的火车票、母亲寄来的信和已经用了很多年的《圣经》,不知道该做何动作。他原本打算在两天以后离开这里,乘火车一路向西,回到德国,回到母亲和那座有苹果树的小房子里。


母亲在来信里没有提到政治,也没有提到德国正在发生的那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她只是告诉他,今年院子里的苹果结得很好,比往年早熟了几天;厨房窗户坏了一个插销,邻居答应过来修;她还说,秋天会比往年冷,让他回家的时候记得带上那件灰色的外套。信的最后,她像许多年前他离开家去神学院时一样,写了一句:愿天主保佑你。


弗里德里希神父读完后,把信折好,夹进《圣经》里。他的手指停在《圣咏》的一页上,却没有继续读下去。窗外传来了汽车驶过石板路的声音,沉重而急促。他走到窗前,看见两辆军车从教堂外面经过。车上人的脸被灰色的雨幕切割得模糊不清。


他不知道那一天以后,自己还要多久才能回家。


事实上,他再也没有回去。



钟声


战争开始得并不如经书上写得那样壮烈。没有先知叩响教堂的大门宣布一个和平的年代已经结束,也没有天使从层层云朵里降下来告诉人们苦难的日子即将开始。只是收音机里的声音变了,火车站的时刻表被重新贴过,邮局提前关门,街上的人说话越来越轻。人们仍然买面包,仍然排队,仍然在黄昏时把窗户关上。只有当他们抬起头的时候,才会发现莱什诺已经和几天前不一样了。


他们说德军已经越过了边境。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战争并不陌生了,可正因为太不陌生了,他们便清楚地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生活里种种理所应当的东西以一种狡猾的方式渐渐离人们而去,人与人之间变得脆弱而小心谨慎,明天的到来,有着确定的不可预测性。


弗里德里希神父的火车被取消了。


他只好把那张车票重新夹进《圣经》。那天傍晚,教堂的钟照常响了。钟声越过教堂的穹顶和小镇狭窄的街道,向远方传去,仿佛这个世界仍然按照某种从远古传下来的忠实而可靠的秩序运行着。钟声告诉人们什么时候礼拜,什么时候黄昏,什么时候该回家。它已经在那里响了许多年,战争尚未来得及改变钟声。


弗里德里希神父那时候还相信,战争会过去。


每个人都这样相信。


愿望


所以当第一个来到教堂的德国士兵站在弗里德里希神父面前时,他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军靴踩过石板地面的声音,而是那句带着莱茵河以东口音的“神父”。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德语了。莱什诺离德国边境太近了,德语从来不是一种陌生的声音。可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发音太干净太标准了,像是从更远的地方一路带着自己的家乡来到这里。可弗里德里希神父感到一种深深的割裂。


“神父,您能替我们祈祷吗?”年轻人问。弗里德里希神父看着他:“为你们什么祈祷呢?”年轻人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一眼祭台上的十字架,又低下头,轻声说道:“让我们活着回家。”弗里德里希神父在跪凳上跪了下来划了圣号,“主啊,请看顾这个孩子……”他忽然想到母亲了。


祈祷结束以后,年轻士兵站起来。他把军帽重新戴好,站在门口的时候突然回过头。“神父,”他说,“您也会为我们的胜利祈祷吗?”弗里德里希神父没有回答,只是说:“回去吧,孩子。”年轻人便没有再问,道谢离开了。


第二天,一个波兰女人来到教堂。她站在门口有些踌躇,手里紧紧攥着一串念珠,因为急切,波兰语的发音都显得不那么清晰:“神父,我的丈夫依旧没有回家,您知道他去了哪里吗?”弗里德里希神父摇摇头,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女人对这个答案也并不意外。


战争开始以后,许多人都没有回来,“回家”变成一种悬置的象征,人们须得不停得念,要不然就会失掉精神的支点。“神父,请您为他祈祷吧。”女人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弗里德里希神父点头,再一次跪下来祈祷:“主啊,请看顾她的丈夫……”


女人走了以后,他独自站在教堂里。夕阳从彩玻璃里照进来,照见长椅间浮动的灰尘。弗里德里希神父叹了一口气。回家。昨天的德国士兵祈祷的也是回家。多么相似的愿望。他们明明都仰赖于同一个天主,跪在祭台前说的是同一句话。可他们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波兰人。他跪在十字架前,凝视着基督低垂的头。“主啊,如果他们都是你的孩子……”他有些说不下去,“为什么?”教堂里静悄悄,只有聆听,没有回答。


年轻时他在神学院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他的信仰总有答案。神学院里的老师教他如何解释圣经,如何解释罪、恩典、苦难与救赎。他相信天主语言的奥妙,足够虔诚足够用心的人总能领悟。可是战争让这一套秩序渐渐坍圮了,一个神学问题与具体的人之间竟有天堑。


弗里德里希神父想起了母亲的信,想起母亲总说他小时候等不及苹果树的成熟,永远不知道等待。这是一个多么亘古无望的词语,所有人都会在战争中学会等待,他也是。




第二天傍晚,那个德国士兵又来了。这一次他没有穿军装,站在教堂门口如同来参与弥撒的普通教友。他看见弗里德里希神父以后没有走近,只在门边站了一会儿,直到确认教堂里没有其他人,才低声说:“神父,他们明天要带走一个女人。”弗里德里希神父没有问是谁,因为他已经从士兵的神情里猜到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才问:“为什么?”“有人说她帮助过波兰士兵。”年轻人似乎很久没有睡好,眼下一篇青黑,脸色有些发白。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可以让她走。”


弗里德里希神父抬起头。


“从教堂后面。那里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到河边。”


“为什么告诉我?”


年轻人看向祭台上的十字架,过了很久才说:“我不想看见她被带走。”


于是弗里德里希神父没有再追问,只说:“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明天的弥撒,”年轻人终于看向他的眼睛,“请您为我们的胜利祈祷。”


黑玻璃


弗里德里希神父一直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在门外,才慢慢坐下来。他没有抬头去看十字架,也没有打开《圣经》。他只是坐在那里,直到天色彻底暗下去,教堂的窗户变成一块块黑色的玻璃。他想到,如果他答应下来,也许明天晚上那个女人就能走出这座城,而那一句祷告不过几秒钟,念完以后也许没有任何人会记得。可他也知道,有些话一旦从一个神父口中说出来,就不会只属于他说话的那一刻。


那一夜他几乎没有睡。或许是在永恒地等待,等待天主或许能降下一个启示,一个神迹,他就可以知道该走哪条路。可是这一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他只能自己做出选择。


第二天早晨,教堂坐满了人。战争让人重新想起教堂的存在,因为当世界开始失去秩序的时候,人似乎天然地要寻找一种比国家和联邦更古老的东西来倚仗。弗里德里希神父站在祭台前看见了那个德国士兵,他的眼睛回望过来,里面仿佛盛着一句无声的话,而那个女人什么也不知道,她只是低着头,手里仍然握着那串念珠。弥撒开始,弗里德里希神父念着熟悉的祷词,那些词他已经念过很多年,有时候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能说出来。可是那一天,每一个词都像第一次从他口中经过。


到了最后的祈祷,他停顿了一下,他知道假使他说出那句话,历史也总会替他粉饰太平的。


“主啊,请怜悯我们。”教堂里没有声音。


“怜悯那些离开家的人。”


“怜悯那些等待他们的人。”


“怜悯死去的人。”


“怜悯被杀的人。”


“也怜悯杀人的人。”


最后,他说:“愿我们都得到和平。”


祭台上的一支蜡烛在风里轻轻晃动了一下,什么也没发生。


弥撒结束,那个年轻士兵已经不见了。波兰女人也没有被带走,至少那一天没有。后来弗里德里希神父听说,她在天黑以前离开了城镇。至于是谁放她走的,没有人知道。


战争没有因此改变。


第二天,莱什诺的街道依旧被军车占满。教堂外的告示换成了德语,原来挂在市政厅上的波兰国旗也已经不见了。弗里德里希神父每天都能听见新的命令从街角传来,有时候是让居民交出什么,有时候是宣布宵禁,有时候只是通知哪一条街不许通行。那些声音越来越熟悉,他却越来越不愿意去记住它们。


十月初的一天,弗里德里希神父收到了一张通行许可。


送来文件的是新成立的德国行政机构。登记人员在整理城里居民的身份时查到了他的名字和德国国籍,于是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返回德国。“您可以走了,凯勒神父。”那个人说得很平静,仿佛这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战争开始以前,他就是为了这个回家的。他买好了车票,把母亲的信夹进《圣经》,收拾好了行李。后来火车停了,边境关闭,他以为自己只是暂时留在这里。可现在,几周以后,边境重新打开了一条缝,而这条缝恰好只对他这样的人敞开。


车站


第二天早晨,他去了车站。


火车停在站台上,车头冒着白色的蒸汽。站台上的人比从前少了许多,几个士兵正在检查乘客的证件。


弗里德里希神父递过取回证件后,朝车门走去。


他已经能够想象德国的秋天。母亲会站在门口等他,那棵苹果树应该还没有完全落叶。也许厨房的窗闩已经修好了,也许还没有。她大概会问他为什么瘦了,又会责怪他没有早点回来。

远处的钟声响起,火车的蒸汽从他的脚边慢慢散去,弗里德里希神父站在那里,忽然想起那个波兰女人,想起那个士兵,想起战争中弥撒里一张张朝他望过去的,或带着绝望或带着希望的脸。列车员吹响了哨子,他缓步退下了站台。


车轮开始转动,发出轰鸣,车厢一节一节地从他面前经过。直到最后一节车厢消失在远处,他仍然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那张通行许可。


第二天清晨,太阳照常升起,钟声也照常响起。这一天和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没有什么不同。钟声越过屋顶,越过街道,越过边境,向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传去。弗里德里希穿上长袍,走进教堂。他的车票还夹在《圣经》里,母亲的信也在那里,那棵苹果树仍然在德国小镇的老房子里。而战争仍然没有结束。


他不知道天主是否听见了他的祈祷,也不知道那个波兰女人后来是否真的逃脱,更不知道那个年轻士兵最后有没有活着回家。他只知道,祭台前,他们这些人都曾经叫过同一个名字。

钟声又响了一次。


弗里德里希站在祭台前,低下头。


然后开始了当天的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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